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对这样一个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农民工”。

　　曾经的“天之骄子”，曾经的跳龙门的“金鲤”，如今的农民工样的打工者，城市中生存艰难的“漂”一族。背负着时代变迁、身份转换重负的这样一个人数越来越庞大的新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与诉求，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该漠视，而必须认真倾听、严肃对待的。

　　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公平，更关乎国家的未来。

　　大多没有固定工作，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城市住房远无着落……这种类似于农民工的“漂移”生存状态，已严重压制了这些年轻人的创造力、激情与发展空间，加剧了社会心态的失衡。

　　毫无疑问，大学生农民工陷入生存困局，是各种复杂原因使然，传递出的信号也是多元的。而破解这个新社会群体的困局，也是包括这些大学生自身在内，所有社会力量共同要面对的新课题。

　　心理解困：帮助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

　　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城里人，曾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也是许多农村家庭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可像农民工一样的生存状态，无疑给大学生农民工内心带来了巨大而难以承受的落差。从心理上为他们“解困”，显然是极其必要的。

　　长期关注城乡人口流动的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曾接触过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他认为这个群体内心彷徨而又苦闷，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对就业市场了解不充分、心理准备不足，造成梦想与现实差距过大，显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浙江省统计局曾围绕大学生就业状况，对杭州、宁波5000余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期望值偏高”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不少学生抱着“十年寒窗，一举成功”的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在农村大学生身上体现尤其明显。大约42.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在择业时期望值偏高。从四川广安农村出来的大学生陈世飞对记者坦言，直到走入社会后，才感觉到大学生原来这样不值钱，就是“白菜价”。如果在学校时有人能够告诉他们这些情况，心理落差也许不会这样大。

　　在大学生择业时为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要告诉他们就业的艰难，也要提醒他们有学历不一定就是人才，高校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时未必是市场需要的，确保他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就业。对一些大专毕业生，应帮他们将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位为高级蓝领。

　　采访中，有的大学生农民工还提出，高校在学生受教育过程中，就应该帮助每个学生进行职业定位。来自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水井村的熊湘，大学毕业半年了，对自己应从事何种职业还感觉茫然，至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他认为高校应及早帮学生设计好未来走向，尤其是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就业分开。这样，每个人才能目标明确，能力到位。

　　而对于社会上已经越来越庞大的大学生农民工群体，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应该加大关注的力度，帮助他们走出艰难的处境。现在对于农民工问题，已有多个部门或社会组织介入管理、服务，但对这些已在社会上成为“漂一族”大学生，至今没有相应的机构加以关注，掌握他们的就业动态、心理状态与规模底数等相关资料。记者在多个省份、部门采访时也发现，虽然相关负责人都表示这确实是当今社会上存在的新群体、新现象，然而具体情况并没人掌握。情况都不明，给予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就更谈不上了。

　　环境解困：预就业 增保障 拓空间

　　在宁波大学，一个特殊的网站——20多名校友为学弟学妹们办起的名为“添路”的实习生网站，近两年火遍了校园。这个平台致力于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帮助他们掌握求职技能。网站创办人韩春岚认为，大学应该有这种类似“预就业”的训练。

　　然而，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困难大学生来说，就业大环境更缺不了政策上的保障。从政府角度来说，解决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的着眼点，是让他们有稳定、公平的待遇，可以享受廉租房、就业培训、医疗卫生保障等公共服务。童日晖认为，对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将户口重新迁回农村实属无奈之举；而在浙江等地，随着“非转农”越来越难，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已不现实。对于这个群体，政府可以考虑将他们纳入城镇保障体系中去。

　　重庆市正结合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既有留城意愿又有留城能力的“无地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致力于解决无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如果这项制度开始实施，也可以考虑把类似于无地农民工的大学毕业生“漂一族”，一并纳入保障体系中。

　　对于毕业返乡或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浙江省长兴县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出路，拓展了这些大学生的就业空间。长兴县委组织部部长邱见春说，以“大学生村官”为例，近5年全县累计有 300多名大学毕业生回到农村社区工作，通过政策引导，他们任职期满后出路日趋多元，有的从事服务业，有的从事农业，有的进入企业。此外，还有20多人在村级组织换届中正式进入村两委班子，28人考取了公务员，11人被事业单位录用。

　　邱见春表示，这些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现在又回到农村工作，具备丰富的农村实践经验。县里着眼于从这支队伍中培养一批后备干部。为此，长兴县设计了一系列促进返乡大学生成长的制度：组织部门安排担任“村官”的大学生到乡镇科室轮岗锻炼，有的乡镇采取“上午在村，下午在乡镇”的模式，使他们充分了解乡镇机关工作的特点与有关科室业务；每年事业单位招考时，专门设置一批岗位面向“大学生村官”；采取积极措施，畅通他们进入党政干部队伍的通道。

　　产业解困：再造新的社会生产力

　　一年多前，重庆市一所技校“回炉”了百余名大学生，其中一部分是农村籍。原因就是这些人的大学教育缺乏实用性，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通过半年到一年的职业技术学校再“深造”，这些“回炉”的大学生全部找到了工作。专门调研过这件事的重庆大学教授陈忠林认为，这些原本无法顺利就业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从广东一所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的余思东，就是这些大学生中的一员。他大学毕业后曾到当地一家电子企业打工，可上岗后缺乏动手能力，很快被企业淘汰。回到老家重庆后，余思东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一门真正的手艺，因此来到当地技校“深造”数控专业。他告诉记者，技校的不少同学出来后成为技术工人，还有不少人在相关部门引导下创业，办起了小工厂或加工点。

　　“大学生理应成为中国新生代产业工人，是未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陈忠林说，“围绕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对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训，有助于提高当前产业工人队伍的水平，同时也为这些大学生就业甚至创业带来了可能。”虽然这种对大学生“回炉”式的再造，让社会质疑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围绕产业培育生产力的“产业解困”模式，对正处于就业困境中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是一种方向。同重庆市的大学生再培训相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宁波大学则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创业，而且创业项目多为新兴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设立近两年，多批校内大学生创业团队被吸纳进来，学校在提供场所的同时，还同政府的经济、科技等部门对接，请他们提供支持，并争取到大量的政策便利与优惠。

　　从浙江省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走出来的徐毅，在宁波大学读大学时就依托校内创业基地成立宁波奇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获得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国外风险投资，还顺利入驻鄞州区成为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当年营业目标就定在了800万元。这家企业不但成为宁波首家网络游戏公司，而且开发的首款游戏已正式卖到了韩国。

　　在农村，围绕产业促创业，同样可以帮助大学生解除就业之困。浙江省武义县、长兴县和重庆的开县等地，都由企业家、种养大户或基层干部担任创业导师，同大学生“师徒结对”，不但帮助他们选择创业项目，还从技术、管理到营销进行传帮带，让这些年轻人开好头、起好步。

　　武义县大学生汤燕3年前回到农村后，对未来一度感到希望渺茫。县委组织部安排当地知名企业家田歌实业公司总经理陈雅锦同她结对，陈雅锦帮助汤燕分析、设计创业规划，指导企业管理和品牌营销。不久，在陈雅锦的帮助下，汤燕在本村建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她边学边做，坚持严把质量关、诚信经营，现在企业订单排满了，小小的加工厂还带动了当地百余名剩余劳动力就业。

　　“不要以为这些大学生回农村后是包袱，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个人都比引进一个项目还要有价值！”原长兴县委书记刘国富告诉记者，由于自身素质较高，大学生很有可能成为现代农业的领跑者。在高校学习园林设计专业的谢勇，毕业后来到泗安镇仙山村创业，他发现容器苗木种植在当地是空白，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承包百余亩土地成立容器苗基地，全部采用温室大棚和现代化喷灌系统，培育的大型容器乔木被上海世博会选用。谢勇在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业的现代化。

摘自：《半月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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