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多的精英投身公共管理，对社会来说是喜是忧？“考碗”，是否可以被称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翻版？如果要判断这一点，可以利用社会学家关于身份性和获得性这一对概念。公共服务的机构具有类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性质？还是这个机构“铁”到了把“兵”浇铸成与营盘同生共死的程度，而把“考”本身具有的获得性意义变成了身份性意义？　　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如今被称之为“考碗”。据报载，2011年公务员考试有超过140万人应试，录取比例为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这一比例达到3000︰1以上。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岗位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抢夺的稀缺资源，其竞争之惨烈比高考、律考、出国留学似乎都要严重。　　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选择报考国家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或者在其他单位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选择考公务员，这其实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值得分析的“现象”。以往，这种选择不过是以职业偏好来解释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个人的选择值得我们关注？　　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所谓选择是在出现一种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自由意志就是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行方案，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进行抉择。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就是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值得的进行判断的心理依据。然而，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出于生存的本能，人们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值得的几乎无需判断，因为，这种选择是在无法选择的处境中作出的，决策人没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这样的不是选择的选择，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剥夺性选择”。　　然而，考公务员怎么会与“剥夺性选择”划等号呢？难道我们的大学长期进行的精英教育，仅仅是为国家各级政府的公务员选拔准备的吗？那些昔日诱人的外企、私企，那些可以保证平实生活的普通职业，那些可以继续深造的学位教育，那些可能学以致用的专业岗位，都不再成为当今年轻人的选择之一了吗？为什么公务员作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职业具有了排他性，让自身独领风骚，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呢？　　也许是年轻人缺乏对自身的了解以及良好的职业指导。我们知道，职业选择是非常带有个人偏好、特质、环境条件的一件事情，是个人知己知彼考量之后的决定。因此，心理学家、人力资源专家往往根据个人的性格特征和能力特征来编制一些测量筛选的工具，让个人对自己更加了解，从而有助于提高选择的正确性。同时，人力资源选拔则根据岗位需求对所需对象进行评估、鉴别，从而选择出最适用的人选。如果有少量报考者不了解自己是否适应公务员岗位，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报考国家各级公务员这件事情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愿意花费巨大精力参与这样一场竞争。他们真的自觉是这些岗位的不二人选吗？　　也许是年轻人不再愿意承受创业之苦，不再甘愿冒风险，他们可能更加求稳定，或者更愿意一步登天？应该看到，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求稳的人生观，都可以解释出现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原因。但是，这背后的原因更可能在于，通过创业，通过承担风险来得到尊严、得到体面、得到平安的“知识改变命运”、“劳动致富”、“高风险高报偿”的逻辑似乎在公务员以外的行业里不那么容易运行了。　　于是，有比以往更多的人看好公务员这个职业。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其他选择，而落到了“剥夺性选择”的境地呢？　　公＝国＝官=铁　　国家各级政府的公务员，顾名思义，是完成社会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公共服务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安全和秩序、合作和发展。因此，以国家这一全体人民认同的共同体的名义，提供这样的服务，是政府工作人员这一职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自我管理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教育程度、管理才能、高尚情操以及健康身体。于是，保障这样的一个精英群体得到相应的高收入和高声望，从而达到职业的稳定性是必要的，无可非议。　　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阶层研究的成果，就会发现上述结论的背景正在出现变化，使得公务员变成了“铁饭碗”的代名词。　　首先，近年来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最简单的概括就是社会学家使用的“断裂”这个判断。社会断裂的后果是两方面的极化现象：一方面，高位阶层拥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力，甚至达到跨界垄断的程度，成为同时占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群体。另一方面，低位阶层迅速一致化。在资源的占有方面处于越来越劣势的地位。而过去处于承上启下位置的中间层不见了，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同资源占有者相互制衡、相互置换、也相互依存的那种格局。这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两极分化”，或者用财富的占有来表示的“贫富分化”。有社会学研究显示，社会结构的形态，已经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型，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社会阶层的“洋葱头”形、“橄榄”形或“枣核”形，而是变成了“倒丁字”形(向上流动的管道极为狭窄，上下层次距离拉大)，甚至是“吕字”形(社会两极化两个大的部分相互疏离、断裂)。　　其次，从大学生就业难、创业成功率低、蚁族、购房难、工作压力大、被迫晚恋晚婚晚育等出现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普遍现象来看，大部分年轻人作为整个社会中下位阶层，其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这就迫使他们形成向上流动的强烈动机。很多社会态度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年轻人感到前景灰暗，没有美好的明天。无论怎样苦干、坚持，小两口都不可能在工作20年后在城市里获得一个“蜗居”，更不要谈从怀孕、生产、亲子班、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系列巨额负担了。他们成为“房奴”、“车奴”、“孩奴”……，不仅如此，由于花光了两个家庭的所有积蓄，他们还面临沉重的家族发展负担和为长辈养老的负担。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看到，如果个人不愿意生活在自己所属的群体或阶层中，他将不再认同自己所在的群体或阶层，想办法向上流动。在20年前甚至五六年前，我们会看到这种弥散在社会中的强烈动机，释放在“年轻人，下海去”，“年轻人，考研去”，“年轻人，出国去”，“年轻人，当村官去”，“年轻人，北漂去”……之中。总之，去那些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前沿打拼，抓住机会。现在，曙光只有一线，那就是“考碗”。“考碗”也是“考稳”，“考碗”也是“考保障”、“考舒适”、“考前途”。　　最后，如果社会层级间有许多可供流动的管道，那么也不会把大批的人集中在一根横跨两界的独木桥面前。以往人们在下海、创业、考研等多种选择中所形成的差别，反映出风险、努力、资金投入等的不同给人的不同回报，这种回报给人带来继续奋斗的奖励和强化。这是因为，这种回报当中包含着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这些逻辑体现在民谚中，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怕慢，就怕站”、“苍天不负有心人”等等。而现在，仅仅住房一项，就把人分成有房户和无房户两类，形成两重天的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形成社会地位的细致区分，不能形成生活方式上的细致区分，甚至不能形成尊严和体面的细致区分。这样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断裂逻辑，复制出看不见的、第二种形式的城与乡的差别，“铁”与“泥”的差别。没有可以拼出的其他天地，只剩下“到体制内去”。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为数不多的公开和开放的可行之路，没有理由不为之背水一战。　　这种公务员概念表征的悄然变化，使公务员之“公”蕴含了利益和地位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利益和地位的含义又包含着一种决绝的排他性。“公”等同于“国”的时候，出现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到了“国”等于“官”之后，就出现了“官”与“民”的关系了，这里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权力距离，再到“官”等于“铁”的时候，官与民出现了很大的无法沟通的资源占有的冲突。这样的一种现象，与“蚁族”等现象相同，并不应该从个人的选择偏好、风险承受力来评价，而是应该看到考碗族被迫作出的剥夺性选择背后的社会断裂程度已经非常惊人。　　身份性还是获得性　　有这么多的精英投身公共管理，对社会来说是喜是忧？考碗，是否可以被称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翻版？如果要判断这一点，可以利用社会学家关于身份性和获得性这一对概念。身份性即通过身份就可以随之带来的东西，获得性则是要通过努力和各种改变才能取得的东西。公共服务的机构具有类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性质？还是这个机构“铁”到了把“兵”浇铸成与营盘同生共死的程度，而把“考”本身具有的获得性意义就变成了身份性意义？　　如果公务员的身份性意义压倒了获得性意义，那么，进入公务员岗位，求公共服务方面的成就的成分或动机，就会被求高福利、高保障、高权力、高声望这一保障性身份的成分或动机所替代。那么，当公务员不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种权力身份的时候，我们期望千里挑一的精英有怎样的工作业绩，不就是很清楚了吗？　　考碗族的出现，既然是“剥夺性选择”，是“公”概念中包含了各种保障的“铁”的表征流行在社会意识中，并且以一个高社会地位的身份在向低层社会地位的人招手使然，那么，这样的现象应该是不正常的。唯有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秩序，真正提供多元的、可流动的职业和地位选择，“公”概念中包含了“公共”、“公平”、“契约”、“服务”这样的表征，并且被社会所恪守和推崇，考公务员才会成为正常的人才选拔，政府各级机关才会成为有志于公共服务的精英为社会提供聪明才智、自我实现的岗位。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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